渔村“绿水”：从竭泽而渔到老无所渔

　　肇庆市德庆县绿水社区，距离广州陆路250公里，水路220公里。说是社区，其实从骨子里这还是一个绵延数百年的古老渔村。在它的上游80公里，是广西省梧州市3年前建成的长洲坝。紧邻村边的珠江上，则聚集了广东鲂保护区、西江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等多个区域。如想深入观察即将禁渔的千年珠江，究其根本，无外乎鱼群、渔民和涉水工程三大方面。分开而论，则为鱼群、渔民、水库、大坝、采砂、炸礁、碎石等，而几乎每一个与珠江渔业现状相关联的元素，都能在绿水找到———因此，观察珠江，观察珠江渔业现状，最具代表性的渔村绿水实为最佳样本。

　　择水而居

　　【坐船走水路自广州向上，约200公里后，至肇庆市德庆县水面———此地的珠江一直被称为西江。过德庆县城再向上游约20公里后，原本悠长平坦的河道骤然扭了扭腰肢，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后再笔直向前。在弧顶处的江面上，零零散散停放着几条小船———这里，就是绿水社区了。】

　　43岁的黄炳焕身体粗壮、皮肤黝黑，一双青筋暴起的大手满是老茧。黄说，他爷爷的爷爷就已经在绿水社区旁的西江里打渔了，再往前的历史，爷爷也不清楚，“不过终归都是打渔的”。眼下的绿水社区，年纪最大的老渔民黄七生于1915年。史料记载，那一年的7月13日，珠江上游堤围崩决，造成广州空前大水灾。避水商民，因午炊失慎，又造成特大火灾。

　　1951年12月开始，随着轰轰烈烈的“一化三改造”率先在农业体系展开。在“农业合作化”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指导思想下，珠江沿岸原本分散的渔民纷纷被组织在一起。1953年，世代在绿水村旁西江上打鱼的渔民黄镜源，跟随父母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带着两条船，加入了绿水渔业生产互助组。同黄家一起入组的，还有附近江面上同样世代打鱼的18户渔民，当时全组人口大约120人。同年，在当地政府组织下，周边还成立了回龙、九市、德城和悦城其他4个渔业互助组。

　　黄镜源说，他加入互助组带来的两条船，是祖辈传下的。一条打渔，一条住家生活。两船均长6米，宽四尺六(约1.5米)。吃喝拉撒不论，每当休息时，一家五口都要挤在船舱里。

　　在那个猪肉八毛一斤，100斤大米14.2元的年代，一斤广东鲂(俗称河鳊)的价格是六毛八。政府并没有给互助组内的渔民下达具体任务，只要求他们除了留下些许河鲜自己食用，其它渔获一律上交。“有多少交多少，不论品种，不论数量”，黄镜源回忆。在这样的情况下，渔民们大多捕捞一些当时数量最多，但价值不高的鲮鱼、赤眼鳟等。即使如此，每人每月的收入仍有10元上下，这足以让众人感到满意。

　　临水建房

　　【离开渔船，踩过几条已经开裂的木板搭起的浮桥，便可晃晃悠悠地来到岸边。岸边长满了青草，几头周围农户饲养的水牛悠闲地溜达着———由于是非农业户口，虽然近在咫尺，但渔民们并没有田地可耕，每天食用的日常蔬菜，都需要向周围的农民购买。太阳出来了，水牛们悠然自得地走进青草深处，两排破败不堪的砖瓦小楼旁———那里，距离岸边不过300米。】

　　1958年，发生了三件与黄镜源密切相关的事情。第一件，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绿水互助组改为了绿水水上大队。第二件，随着大跃进的抬头，上级政府要求水上大队的渔民们，从原来互助组时期的不论数量，改为一年上交400斤的渔获。第三件，刚满20岁的黄，娶妻成家。由于捕鱼辛苦，技术性又强，如果新娘不会撑船，不会捕鱼，即使家务操持得再好，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劳动力。所以渔民们寻找伴侣，多把目光选在渔家，绿水大队里相互通婚的便占了绝大多数。

　　在大约5公里长的江段上，绿水大队的13艘渔船次第撒网。站在船前的渔民(一般是丈夫)在上游弯着腰把渔网低斜地撒出———这一幕并不像电视节目里那样，渔民们抬头挺胸地高高撒出渔网，让后者在空中飞舞飘扬一会才落入水中———随后，迅速用两根长长的竹竿一左一右，把水底的渔网尽可能地撑开，由上而下的成一个半圆形。大约10分钟后，再把渔网收起，解绳收鱼。丈夫捕鱼，坐在后排的妻子划着双桨，拖着渔船和水下的“半圆形”在江上缓慢前行，5公里的江面，如此反复，一趟约需一个多小时。一天少则两趟，多则三趟。

　　每天上午9时，大队干部便会在岸边依次排开5个高约1.5米，半径1米，装着冰块的大桶。渔民们把前一天留下与当天刚捕的渔获在岸边过秤，记下重量，随后将鲜鱼倒进大桶，装上开来的快船运走。

　　1967年，黄镜源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取名黄炳焕。那时，绿水大队进入生育高峰，全队人口从最初的120人猛增到了170人上下。小小的渔船，显得更加拥挤。

　　1970年，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开始给常年居住在船上的渔民在岸上选地建房。德庆当地政府在绿水大队旁的岸边新建了14栋两层小楼。每层的面积在40平方米上下。这些砖瓦小楼在岸边间隔两行，坐南往北，每栋小楼的二楼还有前后两个阳台。房屋建好的当天，县里还专门来了领导，敲锣打鼓讲话发言热闹了一番，将这14栋新房取名为“渔民新村”———那一年，黄炳焕刚刚3岁。

　　赶水运输

　　【走近“渔民新村”，房里房外，杂草丛生，窗户上布满了蜘蛛网和，门上锈迹斑斑的铁锁几乎成了唯一的证明，证明这些房子还曾经有人居住过。透过玻璃望去，屋里空空如也，不少房子甚至没有了屋顶或者少了半边墙，与房顶几乎一般高的电线上挂满了枯烂的水草。渔民们说，2005年5月的西江水灾，淹没了整个新村。翌年，所有人都搬离了。】

　　漂亮的新房建好了，出乎意料，几乎没人搬进新房。渔民们说，新房只有14栋，再减去3栋用作大队的办公室和仓库，19户渔民每两户最多才能分到1栋，不够住。更关键的是，新房距离岸边有两三百米的距离，这还是丰水期，如果枯水期来临，这个距离是足足1公里。打完鱼不能坐下就吃饭，躺倒就睡觉，还要上岸走上几步，这让渔民们难以接受。“以前想喝水，伸手舀一瓢就可以了，现在还要走到江边打水，谁都不习惯”，黄镜源说。于是，新房里堆满了破旧的渔网、渔具和厚厚的灰尘，无人搭理。

　　那是一个无需为渔获种类和数量担心的时代。在渔民们看来，截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江里的鱼都是捕不尽，捞不完的。每年4-6月的渔汛期，只要渔民们上点心思，一条船一天四五十斤的渔获司空见惯。更关键的是———一条渔船顺江捕完后，下一条间隔不过500米的渔船，依然可以满载而归———有时候遇到鱼群扎堆的交配产卵，一网上百斤。“有珠江就有珠江水，有珠江水就有珠江鱼”的概念自古至今，在渔民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黄炳焕说，小时候，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每天清晨太阳初升时，躺在船头，听着满江的鱼儿跃出水面，拍打水面的声音，“比什么歌都好听”，每言及此，黄炳焕总是神采飞扬。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绿水大队按照部署，每年11月至翌年2月，和下游的回龙等4个大队一起，统一组织渔民开着集体购置的小型机械运输船前往广州、南海等地，将当 地 收 割 好 的 甘 蔗 运 到 各 地 糖厂———这是绿水的渔民们第一次大规模走出西江，接触广州。细算下来，运输船上每人每月的收入可以达到六七百元。而那时，捕鱼一个月的收入不过100元。“大家都喜欢去跑运输”，曾经的渔民，如今的鱼贩黄金树说，“春节都不回绿水过，船开到哪里，春节就在哪里过。”

　　黄炳焕一天天地长大了，作为一个生于水上长于水上的渔民子弟，他和自己的祖辈一样，五六岁就爬上了在江里作业的渔船。跟着父母一起从最简单也最轻松的解网做起，随后到拉网，再到用竹竿撑网，最后是收网。12岁的时候，黄炳焕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水上捕鱼的各项技能，除了年纪尚小，力气尚弱以外，他已经和一个成年劳动力没什么区别了。

　　这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迈到了1979年。当然，12岁的黄炳焕并不知道，一场怎样的变革，正在等待着他和他生长于斯的渔民群体。

　　竭泽而渔

　　【站在“渔民新村”回头向江边望去，除了黄镜源、黄炳焕父子居住的渔船外，还有两三家渔船靠在一起，显得些落魄和寂寥。黄炳焕说，现在还是枯水期，渔民们习惯分开居住，如果丰水期来临，则众人多聚集在一起。德庆当地几乎年年都有洪水，或大或小。如果涨潮了，隔壁家的大人又出去捕鱼了，邻居们便会过来帮忙，松松系在岸边的缆绳，调整下船的位置等。面对江河的变幻莫测，群体总是比个人有着更多的抵抗力。】

　　1980年3月，历史宛如一双有力的大手，又一次把黄家所在的绿水水上大队推到了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他们清楚地记得：在这个月，上级政府下发通知，取消了实行近30年的渔业捕捞产品的统购统销，同时将渔船等生产资料打折卖给渔民———简单地说，渔民们可以开着自己的渔船随便捕鱼了，捕的鱼可以随便卖了，卖鱼的钱不用上交集体，都归自己了。

　　“全国的改革开放自农业开始，而在大农业里的农林牧副渔各个产业中，渔业又是率先放开的，广东的渔业，则是全国最早放开的，”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副局长刘添荣说，“广东的渔业改革，走在了全国的最前沿。极大地解放了当时的生产力。”

　　1980年4月，绿水大队迎来了改革后的第一次渔汛期。“大家像疯了一样，一天到晚呆在江上打渔”，黄炳焕说，他们全家，也曾在江里不眠不休地足足捕了24个小时，“而且不只一次”。渔获的价格，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有了根本的不同，原本一元一斤的广东鲂卖到了5元一斤，鲥鱼甚至出现了四五十元的天价。每天清晨，绿水江边再也没有了5个或者6个装着冰块的大桶，渔民们纷纷把渔获卖给了几乎与改革同时出现的第一批私人鱼贩———后者多为原来的渔民或者周边的农民转行。这些鱼贩把个体较小，品种一般的渔获装进自己的小船带走，那些主要供应德庆或者肇庆的本地市场。而那些“个大、名贵、生猛”的渔获，则统一在每天下午3时装进从梧州开往广州的“红星”大客船里。这些红星客船可以轻松地装下四五千斤活鱼，船内的换水水泵一直轰鸣到第二天清晨4点———客船抵达广州。对鱼贩们来说，运往广州市场的河鲜每斤至少比本地高出10元。根据绿水村渔民与鱼贩的共同统计：整个80年代，单单一个绿水大队，每年4-6月的渔汛期，19户渔民每月向广州输送的各类渔获至少过万斤。“鱼多的鱼贩都不愿收了，价格一般的鱼全部扔回江里”，黄金树说。

　　赚了钱，绿水的渔民们有的开始给自己的渔船安装小功率的马达，有的把原来的麻绳粗网改为胶丝细网，有的则贷款添置了新的运输船———总之，他们把利润重新投回了这个行业，没有转做他行，却也没有给产业升级。最风光的时候，绿水大队19户渔民的渔船加运输船总数达到了六七十艘，沿着江边集中停靠时，浩浩荡荡一两公里。对于渔民们来说，船多，就是富有的象征，一如农民对土地的渴望。

　　1987-1989年，一切达到顶峰，19户渔民们纷纷卖掉了刚添置不久的运输船，在他们看来，运输行业风险太大，又过于辛苦，远不如在家门口捕鱼赚钱容易。不少人搬到了荒置近20年的渔民新村里，拉起了电线，置办了家电，过起了富裕的生活。1980年，变革发生的当年，绿水渔民们渔汛期每个月的收入，达到了3000至4000元，每月平均过千元，这几乎是改革前的10倍甚至更多。当地的水利、工商等部门来村里招人，也无人理会。那时，这些部门一个普通办事员的年收入不过2000多元，不及渔民们一个季度所得。至于外出打工创业，更是没人想过。渔民子弟们大多念完小学，至多初中，便回家打鱼。这其中，包括年轻的黄炳焕。珠渔委调查表明，2005年前后，珠江沿岸渔民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24.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5%。

　　临江思鱼

　　【沿着渔民新村旁的田间小路继续向上，大约1公里后是一个小山包。山上建着19栋2006年盖起的楼房，依然是两层，依旧是两排。只是，样式更新，面积更大。这是德庆县政府补贴因洪水失去家园的渔民们修建的。每栋房屋，政府补贴8000元。2008年，绿水大队又一次变身，与原来的回龙大队一起并为回龙社区，黄炳焕成了新社区的副主任，每月工资350元。】

　　在一份德庆县当地政府编纂的《德庆县水产资源调查和渔业区划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如此记录，1980年，德庆县渔民的生产劳动率是每人每年捕鱼57斤。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激增到了121斤，第三年，达到了135斤。全县淡水鱼捕捞产量1980年9吨，1981年21吨，1982年24吨，随后以每年10%的数量一直递增到1989年前后。“对渔业资源滥捕最严重的其实就是这十年，当时没有及时控制，现在看来，十分后悔。”德庆当地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渔业干部说。

　　1990年开始，绿水的渔民们发现西江里的渔获开始明显减少，总量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这让他们第一次感到了惊慌。其实一切早有征兆，《报告》在80年代中后期便发出警告，称全县的西江河段鱼类发生变化，“个体由大变小，群体由多到少，产量由高到低，有的甚至面临绝迹”。《报告》以鲟鱼为例，称其个体“由原来普遍的三四百斤重变成了只有几两重，即将灭迹”。广东鲂则从70年代末时，绿水大队一年捕获数量的2万斤上下，锐减到了80年代末的二三千斤。

　　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绿水的渔民，多把渔获的下降归结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周边水域越来越多的工厂污染了水质。“那里是淀粉厂，那里是皮具厂”，黄炳焕一一指点着，他说，这些工厂排出的污水都毒死过大批鱼虾。原本舀起变喝的西江水，现在必须先沉淀一会才能饮用。而沉淀的时间，从最初的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到现在需要半天时间。面对越来越少的资源，渔民们把渔网编制得越来越密，网眼从三寸缩小到一寸，不论鱼大、鱼小，一律捕捞。而电鱼、毒鱼、炸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1992年，肇庆市在绿水村旁的西江上设立了广东鲂种质资源保护区，禁止渔民在每年的4-6月在保护区内捕鱼。1995年，当地渔政部门开始大规模实施增殖放流，其中被放流的中华绒毛蟹一度被鱼贩抬到了每斤125元的收购价。于是，每年6月-8月，螃蟹大批繁殖的季节，绿水大队旁的江面上布满了捕捞的渔船，“鱼贩们带着10万元现金都不够一天的收购总价”，黄金树说，这些被捞上的螃蟹，全部被送到了广州，在那里，鱼贩转手后，每斤可以获得10-20元不等的利润。就在那一年，这位绿水渔民深感资源越来越少，转行做起了贩鱼生意，而他的妹妹，则嫁给了黄炳焕。

　　1997年前后，由于发现来自长江的中华绒毛蟹无法真正适应珠江的环境，渔政部门终止了这一品种放流。几乎同一年，随着陆路交通的日益发达，从绿水村经过的红星船停运了。渔民们曾经试图用自己的渔船卖鱼到广州，可船速慢，没有水泵的小船每次只能拉上四五百斤鲜鱼，到了广州，至少有2-3成的死亡率，多的时候超过了一半。外销不畅，本地市场无法消化，当年渔汛，广东鲂的价格从每斤最高的50元降到了0.5元。

　　无论是年长的黄镜源，还是壮年的黄炳焕、黄金树都清楚地知道，最好的日子过去了。

　　老无所渔

　　【走在绿水社区里，19户人家，几乎看不到几个年纪在20岁-40岁之间的年轻人，多为白发垂髫。2000年开始，绿水的渔民子弟们开始成批地外出打工，几乎无人愿意再做渔民。据统计，目前绿水19户人家的总人口在200人上下。其中常住人口150人，专职渔民不到120人，且年龄基本在40岁以上。】

　　2007年，绿水社区上游80公里处的广西梧州长洲坝建成。根据珠江水产研究所的数据，西江单单一个广东鲂的鱼苗数量便在随后的4年内从644亿锐减到287亿。对于水坝，已经74岁的黄镜源有着直觉上的敏感，他说，1979年前后，随着周边一些小水库的建立，包括鲫鱼在内的几种洄游性鱼类已经不见踪影。而面对长洲坝，除了在绿水当地产卵的广东鲂，其它鱼类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甚至灭绝。

　　2009年，水利部门正式批准采砂船在绿水村旁的江面上挖沙作业。第二年，便有7艘采砂船来到广东鲂保护区周边作业。渔民们抱怨，河床的细沙被采空后，剩下的只有枯枝和碎石。捕捞时，渔网经常被刮破，更为严重的是，细沙没有了，鱼儿没有了饵料和产卵场。当地渔政部门曾经就此与水利部门协商，无果。

　　面对接近枯竭的渔业资源，渔民们有些庆幸，庆幸广东鲂保护区成立得早，河里的广东鲂数量还让他们可以维持基本的生计；他们又有一些后悔，比如当年不该卖掉所有的运输船，否则还能多一项收入。可他们并不清楚，就在他们下游4公里的回龙居委，原来的大队长李振森同样在感叹生活的困难：回龙大队当年虽然坚持运输，一度拥有了包括3条1000吨大船在内的15条运输船——— 来往德庆与广州等地，运送当地丰富的马尾松——— 可由于一直没有规模化运营，且信息闭塞，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最近两年，不少渔民开始卖掉运输船，重新回到江里捕鱼。

　　江河不舍昼夜，岁月不留白头。

　　如今，黄镜源仍然住在船上，这让他觉得踏实，偶尔，他还会撑船捕鱼，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坐在船头，望着江水发呆。做了副主任的黄炳焕，每天除了捕鱼。还会为身在农村但属非农户口的渔民争取低保、新农合或是义务教育——— 绿水渔民们每月收入依然与30年前大体相同，月均千元——— 只是，到了清晨，他几乎再难听到鱼儿跃水的声响。黄炳焕的儿子即将初中毕业，同他当年一样，儿子年少便会打鱼。但黄决定让孩子继续读书，然后外出谋生计。黄金树已经成了当地最大的鱼贩之一，还开了间河鲜餐厅。如果渔获太多，他也偶尔会向广州发上几百斤货。

　　是的，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