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几年前刚上中国餐桌时，多宝鱼因肉质鲜美卖出天价，而日前暴出的残毒事件，则一度使人们对这种鱼谈之色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水产品养殖曾经历大规模养虾、养贝、养鱼三大阶段，均因残毒而在短短几年里由盛转衰。专家认为，多宝鱼事件反映了目前中国水产业发展存在的两大瓶颈：种质缺陷与病毒防治滞后。而这两大瓶颈，则使中国水产业发展不断出现波折。
这几天，院士雷霁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写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上。他希望，这本名为《多宝鱼健康养殖技术指南》的小册子，能使养殖户们科学养殖，不再对多宝鱼用“毒”。
因为多宝鱼，雷霁霖以“多宝鱼之父”身份成为工程院院士，11月15日他还在北京领取了一个科技大奖，但在一天之后，上海就查出多宝鱼含有违禁药物。
从那以后，这位71岁的老人开始听到一连串让他心焦的消息：各地陆续封杀多宝鱼，媒体蜂拥而至，消费者听闻“多宝”色变……在雷霁霖看来，处于危急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个产业，“14年靠大家辛勤培植起来的多宝鱼产业面临崩溃的局面。”
在不少中国水产专家看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前河鳗、大黄鱼、甲鱼等特种养殖业，也都因为残毒事件，在短短几年里经历了从热烈至严寒的过程。
“中国水产业不能再走老路了。”雷霁霖说。
用药只是最后的“果”
技术落后与产业发展过快，养殖户只能拿药品来为这两个环节的缺失还债。
学名“大菱鲆”的多宝鱼来自欧洲，由雷霁霖引进中国并探索出工厂化养殖方式。这种有着裙边的扁平鱼类获得“多宝”之名，仅有六七年时间，最初出现在广东的餐桌上时，身价高达四五百元一公斤。
3年前，老刘在北京郊区一个市场卖多宝鱼时，这种鱼的身价已远不如前。而且，从2005年起，他又多了一项开支———若发现多宝鱼“萎靡不振”，他要把一些抗生素碾碎了放到水里。
老刘说自己并不想用药，“买药也要花钱的啊。但是，池子里的鱼一旦病死了，谁给我赔钱啊？”
“养殖户投资是为了盈利。”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所研究员龚小玲说，在养殖多宝鱼时是否会超水体负荷、该不该用大剂量的药品，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按照养殖手册，而是受利益驱使。
在龚小玲看来，养殖户只是整个环节中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环，而造就他们用药之“果”的“前因”，是中国水产业的技术现状与行业发展过快之间的矛盾。
据她介绍，由于遗传、育种理论及方法上研究不足，我国的鱼类育种工作相当落后，许多水产养殖业特别容易遭受病虫害；另一方面，行业发展速度过快，往往超过了对水产养殖病害的研究应对速度。
现实情况是，我国对贝类、藻类的重大病害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对许多大规模暴发的病害缺乏及时有效的预报和控制措施。
“直接面对市场的养殖户，只能拿药品来为上述两个环节的缺失还债。”在她看来，这一次多宝鱼残毒事件，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而农业部在1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多宝鱼毒残原因时，承认了多宝鱼病害增多的突出问题。
“近亲结婚”隐忧
“种质库太小，就好比是人近亲结婚，其下一代必然是孱弱多病的。”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认为多宝鱼病害增多的原因之一是种质退化。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种质退化。”雷霁霖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一个品种在五年内就退化是不可能的，否则，自然界的物种演变不可能动辄几千年。
他说，“当然，一些不良的养殖环境、不科学的养殖方法会造成多宝鱼表现出一些性状的退化，比如对环境的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但是，这不是说整个品种退化了。”
他承认，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多宝鱼种质资源是2001年的时候，从欧洲购买的几十万尾鱼苗。
也就是说，目前，就是靠5年前引进的这几十万尾鱼苗，支撑着中国年产5万余吨的多宝鱼产业。
而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科外处副处长薛久明认为，多宝鱼自突破人工育苗至今已近10年之久，种质退化已经显现。“与农业1至2年更替一个新品种的速率相比，种质改良进度慢了不少。”
而且，多宝鱼发病率高并不是从最开始就出现的。黄海水产研究所海水鱼类养殖与设施渔业研究室主任王印庚说，这种鱼类在2003年前病虫害比较少，而养殖户在暴利驱动之下大量增多后，多宝鱼的发病率也明显提高。
龚小玲解释，种质的改良周期会严重影响养殖业的健康，“种质库太小，就好比是人近亲结婚，其下一代必然是孱弱多病的。”
尽管不认同多宝鱼出现种质退化，但雷霁霖也承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必然带来残毒———“种质退化了之后，抵抗力下降，就特别容易生病，而养殖户为了保鱼，就只能大量用药。”
“这跟农作物喷洒农药的道理是一样的。”王印庚说。
南方渔网编辑：黄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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