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截江28年：中华鲟的生境危机

十一月份，葛洲坝下游被雾气笼罩，面对不通透的长江水，危起伟期待坝下江底的卵石表面能沾满晶亮黝黑的中华鲟鱼卵。“长江是中华鲟最后一个生存地了，而它最后的天然产卵场就在葛洲坝下的宜昌。”危起伟的头衔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

从不可考的远古起，中华鲟就开始顺江跋涉，从长江口上溯至相距3000 多千米的金沙江。如今，在长江上游繁衍生息的无数个深秋只存在于中华鲟的集体记忆当中。

28 年以前，湖北宜昌还只相当于中华鲟洄游之路上的任意一点，直到1981 年，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断了长江干流。对中华鲟而言，这里即是大江的尽头，也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

大鱼与大江

张辉还清楚的记得，在2008 年11 月24 日，中华鲟产卵季节的一个下午，有5 尾以上的鱼露出吻端在产卵场的江段巡游，“江面上波光粼粼，激起一片浪花，非常壮观”。张辉是危起伟带的博士，27岁，长江的一个支流流经他的家乡荆门，从现在的工作单位长江水产研究所步行去长江干流只要20 分钟。5 尾，对于中华鲟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张辉说，许多专家、教授研究中华鲟多年，都没有机会见过这样的景象。

被称为活化石和“水中大熊猫”的中华鲟，经历过侏罗纪、白垩纪，曾和恐龙一同分享那个温和湿润的年代，熬过多次全球性的灭绝事件生存至今。其间长江上游发生过两次以上的倒流，经历过无数全球性的冰河期，海平面发生过了上百米的涨落。如此看，它的生命力应当足够顽强。就在1972~1975年间，每年的洄游生殖群体的中华鲟还有10000 尾左右，现在，这个数字在200~300 尾之间。

足足300~400 千克重的中华鲟，以它30年左右的生命长度充当环境的记录器。“长江鱼王”所“依恋”的长江一直在变化。

老一辈的宜昌人或许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以前白帆飘飘的江面。这些吨位又小吃水又浅的非机动船曾与中华鲟等水生动物和平共处，直到螺旋桨叶片搅起漩涡。江面窄，航道水浅是宜昌江段的特点，相对行驶船只的密度比较高。在危起伟科研小组收集到的死伤中华鲟的图片上，有的鱼皮肉开绽，有的鱼身体上一整块被打掉，为轮船所伤的占到50%。有5 排坚硬骨板、软骨硬鳞的中华鲟尚且如此，而该江段还生活着草鱼、鲢、铜鱼等等其他鱼类。

航船的横冲直撞只是伤害的一个方面。一种叫做罗伦氏囊的器官长在中华鲟吻部腹面和口的周围，它能帮助它灵敏感知猎物和方向，却使中华鲟对噪声更加脆弱。因为越来越多的轮船、采石挖沙、水利工程建设不分昼夜地发声，危起伟认为，噪声使中华鲟等江中的鱼类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像中华鲟这样的大型水生动物，是生态环境健康的标志，它比人敏感，对水质有个预警作用。”危起伟说。正是利用这一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环境毒素的胡建英教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讲了一个漂亮的环境故事。

在胡建英他们的研究中，作为模式动物的西伯利亚鲟代替中华鲟生活在与海水环境相似的含TPT（三苯基锡）的水中。TPT 是一种轮船涂料和农药成分，能通过食物链放大，在鱼类体内进行富集。胡建英在试验中看到，西伯利亚鲟的躯体和眼部发生了畸变。为了证实TPT 对野生鱼类的影响，他们联系到了危起伟，一方面在实验室对中华鲟体内及其鱼卵的TPT 等进行检测，一方面实地采样，检测野生中华鲟受到的影响。

水桶里已发生畸变的中华鲟幼鱼看了叫人心疼。“TPT 不仅导致畸变，而且抑制卵黄形成”，胡建英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华鲟也只是我们的模式动物而已。”她相信，这影响到了物种的繁殖能力，其他海洋鱼类很可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她的研究小组目前非常关注和拟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图：中华鲟将卵产在长江上游江底的卵石上。（左）刚产出的鲟鱼卵黑色晶亮，只有约3 毫米大小，其中的受精卵发育成仔鱼。刚孵出的仔鱼虽然能够游动，在腹部还带着残留的卵黄。几周后它们消耗完卵黄的营养，再长出骨，外表上看来和成年鲟鱼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它们将循着父辈的道路克服重重险阻游回大海，再经过20~40年时间长成几百公斤的大鱼。（右）

物种的衰退有种种迹象。中华鲟体外受精，当精子在淡水中成雾状漩涡运动时最利于受精。80年代，剧烈运动的时间可以达到几分钟，但现在只有20~30 秒。另一个例子是雌雄比例悬殊，“原来中华鲟在长江里同人一样，雌雄比例是1:1，现在雄性稀缺，有时达到了10 :1。”危起伟说。

在宜昌，沿江起来了一排排造纸、印染、磷化工、铝锰加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中华鲟的脂肪、肌肉、心脏和肝脏中也开始出现过量的有机氯、DDT、六六六和重金属。从宜昌环保局制定于2008 年8 月的工业污染治理项目规划上看，国家重点监控的工业污染源名单上有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长阳清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枝江市炬垲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湖北化肥厂等企业的名字。